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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速快三袁祖社:“中国价值”的文化发现及其实践意义
浏览: 发布日期:2018-02-15

  合理的社会价值理性信念的确立和自觉践履,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成熟和圆融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实践,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反思“现代性文明”的多重弊端,自主地探寻、创制并努力实践“中国价值”,追求并塑造民族文化之新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性)信念的艰难曲折过程。此一追求和践行过程所着力呈现的,是该文化自身新形态自主创生和演进的历程,以及民族整体性人格境界之自为获得和攀升的方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价值”禀赋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其所依循的,是个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民族化与世界化内在有机整合基础之上真实的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逻辑,彰显的是对崇高的正义信仰的吁求,以及对当代中国民众之普遍而真实的美好生活福祉的承诺。“中国价值”所着力锻造的,是具有当代“世界公民”气度与博大胸襟,且具备宽厚、仁爱、责任、担当的美好人性品质与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气质的“中国人”形象。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资助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批准号15GDC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之优良、健全、规范、合理的人文价值理性信仰。此一信仰,本质上是民族文化之自信、成熟和内在圆融品质的历史性证成和体现,是其所应有的话语表达逻辑获得深度实践自觉的标志。本论题立足中国社会长时段历史变迁实践,力图辩证检视和全面审视作为整体性文化意象的“中国价值”复杂的自我生成、演变和确立历程,重点关注、思考和阐释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愈来愈呈现出典范性、符号象征性以及文明引领性意义的当代“中国价值”的时代性内蕴与实质问题,致力于呈现一种融人类文化普遍特质与民族根本及长远利益于一体的社会“公共价值”的内在生成、自主运演的总体性逻辑,进而揭示其伟大实践意义。

  作为这一伟大历程的亲历者和介入者,我们所面临的是,真实而合理的“中国价值”理念之智识性发现、实践理据判别以及优越性特质的呈现等问题。理性地反思传统、审慎地观照当下现实并瞻望未来,我们需要深刻检视以下问题:一是,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们是否以致力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气度,始终保持着对关涉中华民族发展命运和前进方向的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的社会深层价值的关注?二是,我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发现和创建“中国价值”的?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式价值实践方式”、“中国价值主体”和“中国价值思维和话语”?三是,我们所发现、创建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体验过的各种“价值”,其所代表的只是中国社会特殊历史阶段的有限的经验性表征,还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普遍性表达?四是,我们能否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业已发现、确立了能够真正造福中国社会且与其发展形态相匹配的有效的价值理念?五是,这种价值理念究竟是属于何种形态、何种性质和意义指向的?

  概而言之,我们关于“中国价值”自身所本有、特有和应有的展现、实现方式所做的慎思、明辨和智识性建构,究竟达到了何种水平、程度和层次?

  一、超越狭隘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①弊端的理智建构努力:基于传统与现代双向互构的新型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价值的生成逻辑

  在一定意义上,价值作为人类福祉最大化的公共性实践性生存的文化表征,归根结底是人类迈向公共性社会理想的一种努力。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切真正能够称得上“价值”的,为人类所珍视、追求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拟公共性的,或者表征、趋近、契通着公共性的。因此,“中国价值”的发现与构建的目标在于,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性价值信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坚定地抵制强大的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反公共性”逻辑,致力于从根本上矫正业已被严重地扭曲了的人类价值的坐标,坚持社会价值本位的立场,开启了以人民利益(福祉)最大化为新的实践价值叙事逻辑的中国式新现代性的宏伟实践。从当前来看,对作为观念史反思②与批判对象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现象”——以“反思批判性”、“实践超越性”和“文化自主性”等为鲜明特征和品质的中国特色新现代性范式——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自主探索,正成为全球知识界聚焦、品评和热议的话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等被世界所全面和普遍地关注。有学者甚至以“中国正身”的名义,明确提出了“历史深度”与“中国经验与价值重建”的问题。③

  从形成机理上讲,“中国价值”一定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所养育、涵化和呵护的结果。中国人对弥漫于社会、历史与文化实践中的价值理念的理解、接受、认同和表达,向来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从历史的尺度着眼,自殷周以降,中国社会对价值理念的寻索大致经历了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天命宗法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价值体系。其中夏、商时期,以对“天帝”、“天命”等绝对价值的尊崇为标志,是价值意识初步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西周时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自觉阶段,以统治者对殷商的“天命”观念的修正,提出“敬德保民”价值观为标志;春秋以至战国,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大变革时代,也是中国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时代,各派学者都在探索人道问题,形成了“天地之间人为贵”这一价值观念主旋律;第二阶段是汉至明清,几经反复与曲折,最终形成并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体系。④这一漫长之历史阶段,价值理念发展的最大的成果,是构建了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观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终结,成为传统政治价值观的核心。魏晋时期中央集权分散,经学崩溃,以门阀士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形成了一种新的“任自然”的价值取向;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价值观念兼容并举,“万善同归”;宋元明时期,价值观演变的标志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升值和强化,重建“天理”的价值观念;明末至清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封建社会的衰落,中华民族价值观又经历了一次变革——启蒙思潮兴起,“利欲”萌动。

  任何时代的价值观都具有其鲜明的历史性特质和相对合理性的边界,“中国价值”之精神信仰和话语亦是如此。在合理的价值思维智慧艰难曲折生成的意义上,就范型的自主创制和实质而言,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以“天命论”为核心的价值观其实是高度世俗化了的。“帝王中心论”的历史观,“复性”(“成圣”)说道德观,尤其是历代王朝一概自称的“奉天承运”(既奉有“天命”,同时又承当着“五德运行”之法则,以此作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支撑与价值之源)的政治观等就是一个明证。近世以前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态的自洽性、自足性和圆融性品质是毋庸置疑的,与其赖以生成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制度传统及其相应的生活形态之间,无疑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现在看来,在自给自足的短缺经济社会条件下,“家国同构”的皇权专制统治为了维护宗法血缘本位的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在价值取向上的智识性设计和选择策略,必然推崇整体至上的抽象伦理文化——泛道德主义观的意识形态教化。其所强化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己之私,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中现实的“社会”与“个人”(权利)维度双重缺位。所谓“天下为公”、“崇公抑私”之“公”,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此种具有保守性、封闭性以及内敛性的价值秩序,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支撑,影响了中华民族普遍社会心理、精神气质和显性的个体人格特质。第三阶段(1840-1949),呈现的是中西交汇、新旧更替、众说纷纭的近代社会价值体系。整个近代社会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文化全面碰撞和反复博弈与较量的开始。面对以西方现代性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形态之大幅度、持续性扩张、殖民和侵略,中国被迫不断开放其心态,放宽其价值边界,深刻反思其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固有弊端,开始尝试理智地接纳看似迥异的价值观念。这一时期,有许多重要的、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尊人权”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国近代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科学民主观念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个体独立自由”的价值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而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成立,在深刻地变革了以往旧的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始了自主探索、确立当代“中国价值”的新历程。此时,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存、发展共同体,利益、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逐步意识到,作为一个自主建构和自为澄明的“价值体”,将持续地面临着形态变革、结构冲击,以及边界的重新划定等的难题。“在寻求现代化之路的曲折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弥漫性的价值迷失,而且渐渐认识到它是近代中国文化困境的延续与回转。”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价值”的构建一定是破解当代中国历史总体性意义之密码,这直接关涉中国社会未来命运的展开与演变。“中国价值”的构建首先意味着必须澄明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境遇:此一时期“中国价值”的形成、确立,是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异常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寻求关于中国历史“合理性叙事”的过程中得以完成的。例如,康有为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三个阶段划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所指认的“”就是“社会主义与”,等等,均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但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致使其未能得到切实的实施。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就是中国成立以后,顺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势,逐渐形成了以“独立、民主、统一、自由和富强”为理念的价值观。“中国价值”的自主建构由此被注入了新的元素,以此为指引开启了一个以人民为主体、以建立民主、平等、富强、繁荣的新制度为目标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新阶段。第四阶段(1949-1978),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构建具备全新文化质素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重大发展战略,社会价值观的重心向“富强”聚焦。

  “文革”之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再次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历史性、时代性价值主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事业。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上经济重心转移的完成,同时伴随着总体性意义上当代中国价值观坐标方位的有效转换、秒速快三体系逻辑和结构的历史性调整。具体说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回答,提出了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目标,社会正义价值观优位的合法性、正当性信念等由此得以确立;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化并坚定了新时期中国价值观之统领性意义的“人民利益本位”之根本性价值主体性原则;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由此制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宏伟战略。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它获得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价值观上的尊重。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一系列成功经验的取得,表明在价值观问题上,中国勇敢地直面并大胆地融入人类文明及其价值体系,开始尝试展开“中国价值”之独立自主的叙事。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追问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我们究竟向世界奉献了何种独特的价值观?我们的历史实践是一直按照自己的内在价值逻辑发展、进步,还是处处印证着其他文明或文化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中国价值”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正是全球思想文化观念风云激荡,中国学术思想蓬勃发展的三十多年。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一个古今中西各种类型的价值主张相互激烈竞争和博弈的思想场域。中华民族在共时态和历时态的时空交错中,经历了现代性文化、现代化实践及其全球化价值观等外在化强制性逻辑的全面洗礼。当此历史情境,我们依然开始了对具有中国特质、中国风格、中国气度的实践的价值理性和人文价值话语体系的探索。在三十多年历程中,中国社会以一系列无可争辩的价值实践事实,从多个方面持续地向世界展示着整体性的新价值主张,即中国倡导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自主化、秩序化、民主化、文明化。从曾经的“改革开放与价值观念变革”的话语表达,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倡导,到今天普遍的国民福祉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大发展理念”等等。“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⑦上述价值理念必然表征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诉求。但是,依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理论难题,如何使之从理念的层面落实到现实的生活中,即对整个“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生活世界、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等发挥真正的作用,尤其是消解社会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观念?概括言之,“我们如何能够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各个派别追求同一个目标?如何合适地表述思想领域中的竞争?”⑧这就需要我们对整体性的“中国价值”做出批判性思考,拓展和深化时代变迁中所诞生的各种价值主张,进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公共理性信念的引导,构建基于公序良俗的价值认同和共识。

  “中国价值”问题的提出,在于求解如何在日益“差异化社会”之异质性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之多元、非确定现象的“公共性解释”境遇下,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最大限度地破解集体行动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如此,观念纷争场域中的“中国价值”形成的理念基础,在于充分兼顾、整合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基本价值秩序所需要的几大核心价值要素,诸如“自由”与“秩序”、“发展”与“平等”、“合作”与“竞争”、“和谐”与“冲突”等的基础上,瞄准人民利益本位这一根本性价值目标,有效地促成一种更加健全、更为有机的社会关系生态,确立“有我之境”的共同体生活形态。这一顺应中国社会和民众不懈追求文明社会所应有的卓越的价值范型的过程,实则就是对西方现代性价值话语的积极扬弃和辩证超越的过程。从现代国家整体意义上、从科学的人文价值理性发育和健康生长的意义上讲,此一过程关涉的,是作为民众生存本体根基的“中国价值”的主体性设定和实践方式的选择与效度等问题。罗素有关社会文化和价值有一基本的识见:“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⑨单就塑造我们民族精神的方式和内容而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发现并逐渐体会到,我们必须在充分借鉴古今中外文明的前提下,摆脱来自异质文化的价值话语的“殖民”,结合本民族具体境遇自主地进行人文的文化叙事及其价值观念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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